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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江乱弹

浦江乱弹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浦江乱弹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  浦江乱弹是一个古老的戏曲剧种,流行于浦江、临安建德桐庐一带和婺、衢、处、温、台以及江西等地,影响遍及浙中、浙南、浙西和江西、福建的大部分地区,是浙江婺剧的主要声腔之一。因为它发源于浦江,故称浦江乱弹。

  浦江乱弹是以浦江当地民歌“菜篮曲”为基础,并在“诸宫调”讲唱艺术和我国最早的戏剧南戏的相互影响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。菜篮曲又名踏歌,曲调自由,歌词不一,顺口溜唱,一歌一和,各适其适,亦称“天下和”,主要用于婚丧礼仪和祭神等活动,宋代已盛行于浦江民间,成为脍炙人口的民间乐曲。如今在浦江农村,农民们挑担行路、上山下山时随口哼哼出来的浦江乱弹,依稀还有当年踏歌的痕迹。

  生活在宋代的浦江籍诗人吴渭所赋的《田园杂兴》一诗中对乡间唱踏歌已有明确记载。他写道:“土膏初动雨初收,草径芳亭趣最幽。坐睡略醒朝市梦,踏歌时有里闾游。”吴渭所听到的就是流行于浦江民间的踏歌。浦江乱弹曲调是在踏歌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。

  北宋靖康之后,北方沦陷,宋廷南渡,定都临安,随着瓦舍在临安的大量兴起,在北方盛行的讲唱艺术在南方也随之风行起来。于是,浦江也出现了讲唱艺术表演团体——坐唱班,也叫“什锦班”。所谓“十锦”,是明初出现在江苏一带的民间乐曲《十番锣鼓》的别称,“十样锦”的简称。“什锦班”既是浦江人婚丧礼仪、祀神祭祖等众多民俗活动的一支不可或缺的演奏队伍,也成了民间一种自娱自乐的形式和艺人们赖以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。

  北方讲唱艺术在南方流行后,由于南方的地理环境、风俗民情以及人们性情、喜好等各方面的不同,南方人不可能照搬全抄,而是在吸收北诸宫调的基础上,根据南方的特点和本地民众的口味,进行了再创作,形成了具有南方特色,更适合南方人口味的南诸宫调。浦江坐唱班在这一过程中,自然而然地采用了大量当地民间乐曲作为基调,使得诸宫调和踏歌产生融合,形成了具有独特艺术风格和鲜明地方特色的戏曲剧种——浦江乱弹。

  而在这之前,温州的南戏在北宋宣和年间已经出现。不过,那时产生的南戏,是用里巷歌谣演唱的,仅仅出现在社火等祭神活动中,尚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南戏。只有到了南宋光宗朝(1190~1194),才出现了象《赵贞女》、《王魁》这样成熟形态的剧目,成为真正意义上戏剧。浦江作为浦江乱弹的发源地,影响遍及婺、严、衢、处、温、台各州和江西等地。讲唱艺人为了谋生,四出流浪,足迹所至,对南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。于是,正在成长中的南戏大量地吸收了南诸宫调——浦江乱弹,而逐渐摒弃了“里巷歌谣”,水到渠成地完成了整饬、融合后脱颖而出了。

  自南宋末年至明朝中叶的数百年间,浦江一直以讲唱艺术“什锦班”的形式流行于世,经久不衰。到了明朝中叶,浦江乱弹始由坐唱搬上舞台,由此浦江也盛行起搭台演戏之风。浦江桐木殿村就有一座建于明末(1622)的戏台,至今完好如初。

  浦江乱弹形成舞台艺术后,迅速在邻近的州县流传,并以绝对的优势压倒妙舞清歌的昆曲,不但使士大夫缙绅里党之类相与共习,诸凡宴会宾嘉亦必以演戏为盛礼,而且发展到官府叫好的戏班到县衙做戏,人称抓戏。清代有一位叫郑桂东的诗人这样写道:“送余乌饭乐宽闲,演戏迎神遍市圜;妙舞清歌人不醉,乡风贪看乱弹班。”可见,当时演戏之盛和人们对浦江乱弹的喜爱程度。

  清光绪二十五年始,浦江乱弹班象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。根据各地演戏通例,会场戏须先由高腔开始,而浦江乱弹班是鸣锣开始的“登殿班”,处于执牛耳的地位。登殿班既掌有先开锣的权利,如某班不懂规矩擅自开锣,登殿班可拿走他们的祖师爷以示惩罚,犯规者则须踏八仙向登殿班陪礼道歉,待登殿班交还祖师爷后才能演戏。

  在浦江乱弹戏班呈现繁荣趋势时,浦江乱弹的坐唱班也以惊人的程度在蓬勃发展,而且久盛不衰。民国三十四年,浦江城隍庙菩萨开光,有一百二十多个“什锦班”参加了开光庆典。这些“什锦班”三分之二为浦江乱弹,昆曲三十班,其他的有徽班、滩簧、时调等。当时仅石马一乡,就有十三班浦江乱弹什锦班。

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金华市组建了浙江婺剧团,把盛行于婺州一带的戏曲剧种统称婺剧,与此同时,各县市也都纷纷成立剧团。于是,浦江乱弹成了婺剧的主要声腔之一。衢县则把当时正在域内演出的浦江乱弹新春班就地整编,成立了衢州市婺剧团。改革开放后,浦江县文艺宣传队也改为婺剧团,编排演出了浦江乱弹的大量传统剧目,足迹遍及浙江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、福建等地,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和喜爱。由此,浦江乱弹也曾再次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。

  浦江乱弹是深深扎根于民间,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优秀艺术,是戏曲舞台上一枝璀灿夺目的奇葩,是民间民族文化的宝贵遗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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