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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暨西路乱弹

诸暨西路乱弹
非物质文化遗产
诸暨西路乱弹为绍兴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  诸暨乱弹又名“西路乱弹”,是浙江省以演唱乱弹为主,常与杭嘉湖水路班合流,兼演徽戏、梆子和少数调腔剧目的多声腔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,演员多为诸暨艺人,主要流行诸暨周围一带,如杭州绍兴金华等地区的部分县区。

  “乱弹”一词,含义有三:

  一是自明至清初,陕西地方戏梆子腔(秦腔)因用弹拨乐器伴奏而被称为乱弹。清初刘献廷(1648-1695)《广阳杂记》卷3载:“秦优新声,有名乱弹者,其声甚散而哀。”此为目前所知最早有关乱弹腔之记载与描述。后亦以此称梆子腔系统之戏曲。《桃花扇》作者孔尚仁(1648-1718)作有《乱弹词》:“乱弹曾博翠华看,不到歌筵信亦难;最爱葵娃行小步,氍毹一片是邯郸。”翠华系皇帝仪仗中一种用翠鸟羽毛装饰之旗,此处喻指皇帝。是说“乱弹”曾为皇帝演出过,若非亲眼目睹,真难相信竟有如此精彩。演员葵娃之台步,走得无人敢比,吸引得艺徒们就像到邯郸学步一样地向其学习。

  二是清代乾隆、嘉庆年间对昆腔以外各剧种之统称。清李斗《扬州画舫录·新城弱录下》载:“两准盐务,例蓄花、雅两部,以备大戏。雅部即昆山腔;花部为京腔、秦腔、弋阳腔、梆子腔、罗罗腔、二簧调,统谓之乱弹。”“诸暨西路乱弹”应属“乱弹”在传播过程中受诸暨当地语言、曲调等影响而发展衍变成的“高腔类”声腔系统。

  三是指京剧。瞿秋白《乱弹代序》云:“在同光(同治、光绪)之世,我们就渐渐、渐渐的听着那昆曲的笙笛声离得远了……而‘不登大雅之堂的’乱弹——皮黄,居然登上了大雅之堂。”此处所谓“乱弹”即指“京剧”也。梅兰芳《舞台生活四十年》云:“从前享大名的角儿,差不离都有文武兼全、昆乱不挡的本领”(第2集5章),文中亦以“昆”“乱”对举。

  诸暨为越国古都、西施故里,具有悠久的戏剧、音乐、舞蹈、曲艺表演历史;是我国江南音乐戏曲发祥地之一。这里曾孕育了一批古代的戏剧家、音乐家、舞蹈家和曲艺家,“诸暨西路乱弹”就是一朵盛开于诸暨民间的戏曲奇葩,是一个具有较高欣赏价值和学术价值的优秀剧种。

  诸暨乱弹以[三五七]、[二凡]为基本唱腔,部分剧目演唱[扬调]或调腔徽戏以演唱[西皮)t二黄]为主。有吹打曲牌数十字。以笛定调,分尺调及正宫调两种。表演剧目多以家庭题材为主,故有“宜路(绍兴乱弹)为天下,西路(诸暨乱弹)为人家,小歌班(女子越剧)为老嬷(老婆)”的民间谚语,虽然俚俗,却把这三种地方剧种表演内容作了区别概括,传统剧目有《双贵图》、《日旺牌》、《铁灵关》、《九件衣》、《药茶记》等。演唱语言以诸暨地方官话为基本语音,表演动作强烈夸张,乡土气息浓郁。戏班一般24人,有三花脸(大面、二面、丑)、四白脸(老生、小生、老外、副末),五包头(正旦、花旦、老旦、作旦、小包头),五后场(鼓板、正吹、副吹、大锣、小锣),四厢房(头担、二担、三担、值头)和班主、成头、管饭。

  “诸暨西路乱弹”由衰落走向绝迹。究其原因,除社会动荡外,尚有下列因素:一为戏班之半职业性体制。艺人均为占有少量土地之农民,有戏演戏,无戏业农,一年中七个月演出,艺人无力亦无暇作艺术上之提高。二为剧种保守性较强,少有推陈出新,跟不上戏曲发展形势。三为无专职科班,学徒多系个别拜师学艺,而唱腔难学难记,每每学七八年方能上台演戏。且唱戏者社会地位低下,不得入家谱,故少有学戏传承者。四为内部宗派严重,尤以“徽乱合演”之后,两派竞争颇为激烈,相互排斥,乃至退出戏班,甚至散伙。

  其后徽戏流入,兼演徽戏,于戏班名前冠以“文明”二字,如文明长春、文明红福、文明阳春、文明舞台等。清未,渐趋衰落,戏班急剧减少。民国初至抗日战争前夕,仅存文明阳春、文明长春等三四个戏班。抗日战争时期,艺人星散。1949年,仅存文明红福一班,时演时辍,勉强支持。

  1962年初,浙江省文化局拨专款抢救西路乱弹,诸暨县文化主管部门召集流散老艺人金红茂等举行内部演出。4月,成立诸暨西路乱弹剧团,王天木(小生)任团长。剧团招收男女艺徒28人进行培训,老艺人金红茂(花旦)、李才标(正旦)、王梅堂(正吹)等9人任教。是年,县文化馆协助艺人挖掘和整理传统剧目9个,记录曲调30余个。1963年,记录整理传统剧目5个、曲调80个。其间,演出经过整理的传统剧《双贵图》、《日旺牌》、《铁灵关》、《双鱼坠》、《紫薇亭》、《九件衣》、《药茶记》、《散潼关》等,移植上演新编历史剧《于谦》等。1965年上半年,开始排演《自有后来人》、《芦荡火种》、《智取威虎山》、《社长的女儿》、《渡口》、《补锅》等现代剧目。8月,西路乱弹剧目团与诸暨越剧团合并,乱弹老艺人渐次退休,新艺员逐渐转业,不复有专业乱弹演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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